纪念严永兴（1940-2023） | 严雪：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纪念我的爸爸严永兴
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
——纪念我的爸爸严永兴
严雪
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
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
在当天或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他的一部分，
或者继续许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已。
（选自惠特曼《草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野光译本）
今天，爸爸的老同事们来看望我和妈妈。高兴叔叔说让我写一篇纪念爸爸的文章，说我“见”他最多，应该能写出一些旁人不知道的细节。细节确实很多，多到哪怕只在脑中挪动一小步，也会浑身颤抖，没法再继续敲下一个字。
想起惠特曼的这首《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我问自己，同时觉得大概也会有人好奇：孟母三迁，只为替孩子择到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那么，生在高知家庭，身边都是这些旁人不惜“三迁”想要结识的泰斗级人物，我到底“观看”到了什么？又将会变成什么？
首先，我至今单身，从小见到的这些叔叔“难辞其咎”。此处，引用高兴叔叔在《种子的志向》一文中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学》编辑部的话语，再别致不过：
有意思的是，每位编辑受专业影响，举止和行文上都会多多少少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学俄语的，豪迈、率真、稍显固执；学英语的，幽默、机智、讲究情调；学法语的，开明、随和、不拘小节；学德语的，严谨、务实、有点儿沉闷；学日语的，精细、礼貌、注重自我……学俄语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个典型。学英语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当聚会结束，总会主动帮女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或大衣，将衣服打开，双手捧着，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来当上主编后照样如此，极具绅士风度……
我不爱上幼儿园，幼儿园规矩太多。爸爸平时不用坐班，也就是每周去上两个半天的节奏，所以也就随了我，让我在家中把将俄语生僻词卡片正确归位当作游戏。这样一来，他既能不受干扰地“爬格子”，也能让我在专注带来的大汗淋漓中完成“放电”。现在想来，当时大概是我这辈子俄语词汇量的巅峰。
爸爸手稿
爸爸手写的俄语生僻词卡片
待到他得去单位的那两天，如果我不想“虎入羊口”，自己送上门让老师罚，或是让保姆把我的胳膊再拽脱臼，便会撒个娇跟着爸爸去上班。而我，很会撒娇。
当时，我在编辑部的“编二代”中差不多是最小的，其他孩子都上了小学不怎么方便逃学陪班。于是，那么多那么多各具特色的叔叔便成了我一个人的“后宫”，令我阈值渐高，一度以为人类男性本就如此高质量。当然，编辑部的阿姨们也都有趣的很，黑塞专家、希伯来语专家，要啥有啥，只不过爸爸老跟叔叔们混在一起，我便也就跟叔叔们混在了一起。
有了这种“初体验”，不仅对男性，对编辑部我似乎也生出了一种“偏见”，总以为每个编辑部全都如此多元迥异，却又亲密坦诚。
大家爱玩，总携家眷一起出游；
编辑部同游北戴河，爸爸把被大浪掀翻的我捞上岸，庄嘉宁摄
编辑部同游陶然亭公园，爸爸（右一手持相机者）
编辑部同游陶然亭公园，“编二代”们
陶然亭公园，爸爸和我，抓拍
编辑部同游圆明园
爱吃，极爱聚餐，什么美国的鱼子酱、比利时的吉利莲、丹麦的焦糖饼干、俄罗斯的罗宋汤、庄家的苏州狮子头、严家的汆鱼蛋饺醉猪蹄、邹家的肘子沙拉炒鳝丝，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我连美食的阈值也高了，长大后总惦念着儿时的那口咖喱角、西米露，但味道再难跟记忆中的相比。
春节编辑部同仁于我家聚餐，爸爸（蓝衣）
春节编辑部同仁于我家聚餐，我和爸爸
当然，除了其乐融融，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令我记忆深刻。当时，爸爸正在会议室开会，我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望眼欲穿地等他。这两个地点之间隔着大家热饭的房间，大量白色的蒸汽伴随着从会议室里传出的逐渐升级的讨论声喷涌而出，令我不敢上前，总感觉这是什么妖怪出场的前奏，要把我拉进那团拍案而起、声嘶力竭的白气中煮了吃掉。
但我很少感到，他们有将这份在具体情境下，对事儿不同立场所引发的争论，带出会议室，带进他们之间，带进“有共同处与不同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毕竟，他们除了家乡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年龄不同，所学语种所带来的文化浸润也不同，能在这种多方面的不同下求同存异，直到现在，我都在学着向他们学习。
讲学途中，高莽（第一排）与爸爸（第二排蓝衣服）
研讨会，李文俊（图左）与爸爸
讲学途中，从左至右依次为王逢振、严永兴、叶廷芳
爸爸与同事们，从左至右依次为高兴、严永兴、张小军、钟志清
于是，高三选报专业和学校，我在感兴趣的心理学、法学和编辑出版学中，选择了更靠近我儿时感受的编辑出版。毕业后，如愿做了童书编辑，继而成长为编辑部主任、主编。
爸爸曾任《世界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我在朋友圈追思他时，相识于童书圈的，我所尊敬的一位德语翻译大家私信我说，他在调去外交部前，曾经也是《世界文学》的编辑，还给我发来了他悼念导师冯至先生的文章。
创立《世界文学》杂志社批文
我想，这份缘分虽然不是因为爸爸而建立的，但势必会因为爸爸而延续。就像那些小时候被我吃掉的鱼子酱、巧克力，我再也无法将它们分离出我的血肉，因为它们早已成为了我的血肉。无论大家曾经是《世界文学》的同事，是像我这样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的孩子，还是《世界文学》的读者，我们的血肉中都或多或少地浸染了它的气质，渗入了文学温柔的力量。
现在，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没有童书部门，大家都在狂怼码洋、狂搞直播、狂冲KPI……每每这时，我便想起儿时爸爸带我走进的那间编辑部。这有点儿像是紧绷的北京跟松弛的厦门的区别，有点儿像是对留白意义的直观呈现。
许知远在与主编高兴的对谈中说：“现在回想起来，《世界文学》真的是文学的超级买手店，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都由你们引进，然后再引起中国读者的广泛注意。”
这使我想起，一家大社社长曾与我的对话，他说现在他根本不会出，也不敢出没有知名度的作者的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的好坏是难以说清和传达的。他说的不无道理，圈内的出版资源也确实在朝流量作者倾斜，甚至是过度倾斜。
砍了树，没有了森林聚水，再大的井早晚也会干。工作似乎越来越不好干。但是，我错了，工作其实——从来都不好干。
今天，叔叔们说起很多爸爸的故事。除了《世界文学》，他还同时是《外国文学动态（下称<动态>）》的副主编，并在做代主编的一年间，使差点儿就要被砍掉的《动态》起死回生。他对内斡旋，对外求索，不仅成功谈成与译林出版社的战略合作，使其注资《动态》，还在没有任何人手的情况下，一人独挑大梁，令《动态》从他的手里成功活到了下一任主编、下下任主编的手里。
叔叔们说爸爸执行力强、点子多、工作风格大胆、不墨守成规，却又从不说大话空话，是圈内有名的“严三校”，即只要是他把过关的稿子，绝对万无一失。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应该说的就是他了。
我心中他的形象与叔叔们口中的他逐渐重叠。儿时，他总令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虽然学校过儿童节，给我做孔雀发箍，惊艳全班的是他。虽然从小一直到十几岁，他都是我的御用理发师（常常把我的头发剪成惨不忍睹的锅盖）。虽然我因为误诊，在那个普通家长对“心肌炎”知之甚少的年代，同桌怕传染不愿继续与我为邻；发小怕变成遗像不吉利，不愿与我同框；老师得知我是误诊后，认为我谎称生病是为了逃避值日和体育课……
在这些我感觉被一个个信任的人抛弃的时候，陪在我身旁，成为我精神支柱的，都是爸爸。
家中，我和爸爸
国庆节，我和爸爸
家中，过生日
雪中的杭州，我和爸爸
雨中的白洋淀，我和爸爸（我头上顶着的，是他用手帕给我做的帽子）
但他除了是爸爸、丈夫、儿子、哥哥、编辑，还是个翻译家和学者，译有总计二百余万字的俄文小说，著有430千字的《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等研究性成果，编撰过很多套俄苏文学系列丛书。
这些都需要时间。这些时候，我的面前永远只有他的背影。他那被台灯映照出光明与黑暗的背影，他兢兢业业折校的稿子，他长时间伏案手肘部位被磨出大洞的毛衣。冬天伏案，他那双冰冷的双手，夏天伏案，他身上被汗水浸湿的背心，被写字台磨出皮疹的手肘，他必须打封闭止疼的颈椎和腱鞘……
这些时候，我常常希望我的爸爸不要那么优秀，老师和同学不要总把我的成绩简单粗暴地归功于我有个优秀的爸爸。但是太阳生来就要发光，他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光束，他的学识，他的幽默，他的口才，他的性格，他的爱好（集邮、养花、养鱼、摄影、放相、旅游、绘画、书法、阅读、观影、古玩、奇石、紫砂壶、国际象棋）……
爸爸的一小部分集邮册
与同学下国际象棋，中学时的爸爸（图左）
小时候我很黏爸爸。一起郊游时，叔叔们说，过些年你就不会这样了。我心想，瞎说，我这么爱爸爸，我才不会呢。但是步入青春期，每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父母的批判者。
尽管据统计，直至1980年，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也仅有6%完成了中等教育。而爸爸考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完成高等教育的年份比80年还要早上了二十多年，他应该是生了个挺聪明的脑袋瓜子。但我那时总觉得他，用上海话说就是个戆度。
就读于上海市市东中学时期
在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的年代，他就花5000块买回一台东芝牌录像机，又花5000块为家里安装了电话机。那时候我还太小，和他一样对钱没概念，只觉得又多了个大玩具。但随着长大，我渐渐跟《小王子》里所说的那些个大人一样，开始关心起数字来，而他依旧是那个小王子。5000块，放到现在数目都还算可观，而他压根就没想着要把它花在刀刃上，比如给我买台钢琴什么的。托这些“玩具”的福，我从小倒是没少看电影，还学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把体温计放进嘴里，然后碎了一嘴水银。
同在出版圈我是知道的，直到近几年某些顶尖译者才有“资格”要求不以千字稿酬结算稿费，变成拿版税。而爸爸98年译《撒旦起舞》的时候，拿的就已经是版税了。按理说，我们家应该富有得多，可事实并非如此。
《撒旦起舞》，又名《大师与玛格丽特》
网上曾经有个热门问答：成为一个女神，到底要花多少钱？没错，精致都是钱堆出来的。那么，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呢？成为一个爱好广泛，有眼界、有格局、有真才实学的文艺青年呢？
始终做个好人，又要花多少钱？就爸爸而言，他每捐一次款，手中的稿费就见一次底。听说亲戚下岗，立马伸出援手，寄去上万元不用还。他自从参加工作，就从未中断过往上海的家中寄钱。就算是这样，仍旧为未能于身旁尽孝而耿耿于心，爷爷在外滩边的铺面房、亭子间、阁楼，他连一片瓦都没要。
担任分房委员会主任时，他分得一套三居室，平米数远低于他的职称，所以多年后，所里又补了他6万块钱。但是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真是不知该作何表情。我们只分了一套三居室，他却还主动把妈妈自己名下的一套大二居给上交了。不仅如此，无论是评职称，还是发放政府津贴、国务院津贴，他都是全票通过。但因为名额有限，每次他都先让前辈，让一让，有的津贴就停止发放了。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傻人有傻福。当真如此吗？在2004年，他这颗金色的太阳遭遇了“月全食”后，有阵子我愈发开始怀疑这句话，但是被善意照拂过的善意，比邪恶的我率先抵达了我的心底。
第一次听说“心脏搭桥手术”，是很小的时候，听到新闻里说，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做了这种手术。当时觉得，这种手术“很高级”，离我们小老百姓很远很远。
结果，某天我接到特聘爸爸的广电总局打来的电话，说他突发心肌梗死，已被送上120。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哼，诈骗电话，休想骗我。
如果这真的是诈骗，该有多好。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渴望被骗。爸爸在120就被下了病危通知，做了支架。然后，转至人民医院调养，美国回来的两位专家为他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他有一根冠状动脉堵了95%，另外两根稍好，但三根全部需要从小腿上取血管进行搭桥。因为毛细血管也死伤惨重，还需要进行干细胞移植手术。
住在人民医院的45天，因为我还要上课和准备期末考试，远在上海的姑姑特意赶过来，全程陪着我们，并不嫌屎尿臭，扶着爸爸，协助他上厕所。
爸爸（第二排最右）与兄弟姐妹的合影，摄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二部工作期间
手术后，爸爸恢复得很好，在妈妈的照顾下，甚至连一场小感冒都没再得过。我们都以为他已然闯关成功，并赞叹他天生好皮，刀口长得简直堪比艺术作品。
谁承想，从这时开始，真正的难关才正要到来。
病危时的缺血缺氧终究还是对他的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他变成了一个天天向后退的孩子。在工作中，我常说：能伴人一生的唯有童年。爸爸也确实退回到了一个人童年时的状态，那些日后习得的知识，形成的教养，他的那些光芒都像是身外之物一样，被他悉数抖落。往后的人生，他似乎想要轻装上阵。
每个人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从2004年开始，18年间，可以说，是妈妈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我的那个生于特级教师之家，一辈子被人夸作“大美人”，做过4次全身麻醉手术的妈妈，那个本该躺平受人照顾的妈妈，那个从小被人宠在云端的妈妈，扛下了所有。
在江苏餐厅举行结婚典礼，爸爸和妈妈
婚礼，编辑部同仁签名留念
妈妈和爸爸
做过妈妈的都知道，养一个小孩子有多累，他们的任性不分场合，他们的脾气不分时候。但养一个比你还有劲儿的“小孩子”，有时候除了累，还像是在亲手给自己埋下地雷。
经常地，看到楼下停了救护车，甚至只是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就会开始害怕，怕他有事，更怕妈妈有事。外出时，也会突然没来由地忐忑不安。这份害怕跟不安，终究还是在2011年爆炸了。
2011年1月，妈妈罹患甲状腺癌，做了甲状腺双侧全切手术，切除了全部两叶甲状腺，及其旁腺，并对周围淋巴进行了全面清扫及放疗治疗。
2011年9月，当时外卖还并不普遍，周末我放假，总会变着花样，带爸爸和妈妈出去吃点儿新鲜玩意，不想让他们的生活乐趣也随着病痛，消失殆尽。
那天，我们去吃了牛排，一切顺利，爸爸的脸上笑出了两颗“肉丸子”。但是乐极生悲，我们说帮他买条新皮带，就算他越变越“小”，在妈妈的捯饬下，他看起来依旧是个体面的大人，儒雅的教授。结果——
一个没看住，他就不见了。三天四夜，我们查监控、去交警大队、去询问每一位司机和环卫师傅、登了报、上了广播电台、报了警、去了救助站。我发动了所有同事朋友派发传单，连夜写的寻人微博被转发了十几万次。妈妈的亲戚、他的老同事，甚至邻居都或开车（所里还给派了专车），或和我们一起一寸一寸地腿着找他。
这时，我才知道，北京的地下通道已经不让流浪者栖身了。在那个初秋，在夜晚的王府井，吹着风，看着躲在避风处拿报纸暖身的人，想着我那个像小王子一样脆弱敏感、天真烂漫的爸爸，不知道他会不会躲风，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歇歇脚，又会不会被人欺负。
当针对流浪汉的政策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时候，理智告诉我这是必要的，但当他是个具体的人，是你在乎的人，你真的无法再问对错，只期望他无论如何能少受点儿冻，期望老天爷发发慈悲，千万不要下雨。
而最恐怖的是，如果三天四夜后，还没找到他呢？我这三天滴米未进，但我们能如此找到什么时候？我至今不敢深入设想。幸好，他被好心人送到了派出所，妈妈的外甥女先行一步赶到，和她老公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协和急诊。随后，妈妈的亲戚，我们的邻居，爸爸的领导，大家在那个夜晚聚集于协和急诊小小的输液座椅前。当时，爸爸谁也认不得，但当我和妈妈赶到时，他一下子就笑了，脸上重又挂上了那两颗肉丸子。
三天后回家，爸爸的老同事们相继前来探望，说起他在做分房委员会主任时，帮过不少人。原来，善意真的可以照拂善意。
此后，对他更加小心，可他的病是不可逆，且持续发展的。小孩子下手总是没有轻重，当他也变得如此，并对妈妈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一个艰难，却不得不做的决定，被决定了下来。为此，当时我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2018年1月24日，你把爸爸送进了疗养院。
把两边的脸颊笑成两颗肉丸子，他跟着护工消失在走廊的转角。你看着他的背影，努力笑着，笑着笑着眼泪就笑了出来，然后硬咽回去，继续咸咸地笑着。
小的时候，你曾经住过一阵子医院。爸爸说，每周一次的探视，每次一进门，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直勾勾盯住门口的眼。
而如今他的眼，时而黯淡，时而晶亮。那种晶亮，有时令你分辨不出是智慧的余辉，亦或只是浅浅的晨光。离开前，你扶着他在走廊里一圈一圈地散步，他的眼中就有着这样的晶亮。而你不知道，一会儿离开，你要如何面对他这双晶亮的眼睛。你更加不敢想，下回来看他，面对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双眼。
有时，他看向你，却又仿佛还在找寻你；有时，他看着你，但你知道，他看的并不是此刻的你。
有时，你看着睡梦中的他，像个无助又无辜的婴孩；有时，过往的种种会叠加在你眼前的这张脸上，令你看到一团复杂的情感。
而如今，你看见他已步履细碎，瘦弱得像是墙上的一道影子。他驼着背，一小步一小步地跟着护工走回去，萎缩的大小脑、遗传的白内障，加剧了他对空间的不确定。这种痛苦，这种时时刻刻都在走钢丝的感觉，你无法替他，他也再无法向你诉说。
古董店里的古董越老越值钱，而老人，先是被疾病抹杀了人格，现在又被必须换上的病号服，抹杀掉了身份。
人老了，他老了，被你送上这座荒岛，被你骗上这座荒岛。只因为他在变小，而你，还没有足够强大。
在家的时候，他经常一夜一夜地枯坐在床沿。黑暗中，只有头顶上，他当年心梗发作时，头发生生被蹭掉，露出头皮的那块地方泛着光。他问他的爸爸呢，他的妈妈呢，他说他要回家。
他说的是哪个家呢？是儿时的家吗？你整夜整夜地跟他解释，他整夜整夜地嘶吼砸门。他被困住了，被你们，被衰老。
后来，你渐渐明白，他要回的家并不是一个空间，一个到得了的家，而是一个时间，一段时光。只是，你不知道，他心底最想回去的到底是什么时候。
是这时吗？他不善言辞的爸爸在他考试时，从窗口递进来一根削好的铅笔。还是这时？他放学回家，发现妈妈留了一方手帕给他，里面是剥好的白白胖胖的花生。
你无法得知，无法取代，更无法到达。
生命之河永远都在循环，取一瓢饮的时候，难免会无法分辨新旧。你觉得他的脑子现在可能就是这样。当他整夜整夜地说着你听不懂的话，当他浑身湿着，却不肯换衣服，也不肯洗澡，非要坐在冷过头的冬日里，当他操起暖壶，当他瞪着空洞洞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可以触摸的黑色实体，当他在空气中抓取你看不见的东西，当他安静又躁动，当你不停地把他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而他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你，将你推开，将你送过来的药推开，当他从梦中惊醒，没穿鞋就跑出来追正要出门上班的你，当他不肯做检查，却知道哪个方向是家的方向，当他一次又一次，抱着被子卷，要“离家出走”，当你在他脸上做肉丸子，而他主动把脸贴过来，当他和妈妈一起在路口迎你下班，眼中满是期盼……你不明白，他到底是明白还是不明白，亦或者，你自己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他走失时，你在寻人微博里说，你还在等他牵你走那红毯。只是你自己心里清楚，那条红毯离你已经越来越远了。你也曾想过，如果你能早点儿找到那个人，如果爸爸牵着你，走上那红毯，他会不会在眼睛晶亮的时候，感到一阵欣慰？
如果你能长大得更快一点儿，你和爸爸是不是可以交流得更多，你们可以交流编辑理念、翻译心得等等等等，你会不会能够更加理解他的世界。看着姑姑们退休后，满世界地游玩，你多么希望，也能跟爸爸妈妈来一趟一家三口的旅行啊。生你前，爸爸常跟妈妈一起旅行；生你后，你跟爸爸，你跟妈妈都分别旅行过，但是机缘巧合，你们一家三口的时间总是不匹配，想一起去俄罗斯走走的计划总也未能成行。而这，也成了你再也没法弥补的缺憾。
从疗养院回家的路上，并没有如漫画里那样，闪电把晴空劈成两半，太阳和月亮同时高悬于天，日子还是这个日子。
世间最可叹的，莫过于，恰恰是爱，创造了隔阂；恰恰是爱，使彼此错过了能够好好说话的时刻。
车上，妈妈不停地念叨着，为你们的决定寻找着心理支撑。你望向窗外，望向这座城市里，80岁老人存在的痕迹。不，把他们统称为“老人”，简直是对他们独立人格的一种抹杀。“坏人老了，还是坏人”，那么男人或女人老了，也应该还是男人或女人，和40岁的男人或女人一样，他们是70岁、80岁、90岁的男人或女人，有资格继续拥有渴望，有资格渴望拥有一切。
两天后，你再去看他。
他好像更小了，头发在本来合适的长度被剃得更短，穿着疗养院肥大的衣服，背影陌生到，让你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老人。
你帮他梳头，帮他戴上帽子，帮他穿上外套，帮他拉好拉链，帮他换好鞋，陪他出去。
“谢谢。”他说。
你知道，他又不记得你了。
你知道，就算他不在家，你还是会在电话响起时，生怕“吵醒他”，来不及穿鞋就飞奔着去接。还是会把马桶圈撩起来，会把电视音量调低，会把完整的薯片挑出来，把剥好皮的花生米放在小碟子里……
你知道，有时幸福可能就是，那张沙发上依旧有人坐着，无论他是否已经看不懂电视、不会刷牙、不会用马桶……甚至，不认得你。
你知道，疗养院绝对不会是那条垂入井底的绳，没有人能顺着它爬出来。包括你和妈妈。
你只是希望，他能少一点儿痛苦，他脑中的世界仍是他少年时爱慕的模样。
《对不起，谢谢》是我留给自己的这篇文字的标题。“这间疗养院有一对一的特护，也有诊疗资质，爸爸能在那里得到更好的照顾。妈妈也能……活下来。”我反复这么跟自己说着。于是，我哄了他去，他感觉到了，但他还是去了，他信任我。
在我心里，与他有过三次分离，这是第一次。回到家，当他不在，他便处处都在。只是少了一个他，家里似乎一下子空洞了许多。然后，我开始囤积各种食物，试图将身体内外的空洞填满。但那阵子，我还是暴瘦了30斤，瘦到女性开始担心我是否得了绝症，瘦到男性看得两眼发直。
很庆幸，爸爸一直活在当下，他充分地享受过了生活。很庆幸，之前怕他吸太多油墨，为了哄他把他剪辑的报纸卖掉，我录下了一段“证据”，现在这段录音被我保存到了所有可供保存的备份硬盘。我太想听了，又太不敢听了。早知道，该多录一些的，但在那个当时，又实在不想留下任何他衰老的影像。只是，衰老永远是一天比一天更甚的。
当人无能为力时，便会对自己充满愤怒，把爸爸送去疗养院后，我一直都像是一头后背扎满长矛的公牛，愤怒哀伤却又不致命。
疫情前的两年，我所在的公司正在忙着上市，我任职编辑部主任的童书品牌，每年对总公司的业绩贡献值都稳居前三，我当时可以说是天天忙到飞起。但无论如何，我和妈妈，我们每周晕着车，一次也没有落下过去看他。虽然总往疗养院里寄东西，但还是总怕亏待了他，每次我们都会拎着大包小包，往返九十多公里。
妈妈和我甚至专门去了趟灵隐寺，当天去当天回，只为替他祈福，妈妈祈求一切病痛由她一己承担……妈妈的朋友王老师也特地为爸爸于家中敬香祈福。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我们起码可以一直过下去。但他的病情还是不由分说地，一路发展了下去，他长长的疾病诊断书上又加上了新的一项——多发性脑梗。
为了他能得到更好的照顾，自他入院起，除了每天230元的一对一护理费，除了每个月要交给医院的两万多块钱，包含诊疗费、治疗费、医药费、检查费、化验费、输氧费、材料费、床位费、饭费、零花钱等的费用，有时还有取暖费和抢救费。
我们每个月还会额外私下里再给他的专护一笔钱（节日翻倍），为感谢医护人员，特制锦旗。他调过好几个病区，我们年年如此。甚至，最新的一面锦旗在他过世后的第二天，送到了。
他偏瘫后，3年疫情便开始了。疗养院升级为二级医院，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不让探视，改为每周视频。对于一个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来说，3年，大概会以为被我们抛弃了30年吧？
幸好，上海都过虚岁生日，赶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前，姑姑们特意到北京，到疗养院去给他过了80岁大寿。他入院期间，其实很多亲朋好友都很想去探望他，但都被我跟妈妈婉拒了，包括在这篇文章的后半段我也没有插入任何一张照片，我们心中一直有个小小的期望，期望大家记住他曾经的风采就好。
病人，这个标签但凡是吃五谷杂粮的，或大或小身上都会有，但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从1993年起，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为俄苏文学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特殊贡献者，这不该是他身上最大最显眼的一个标签。
我知道他想回家，就像小时候我生病住院，说好了某一天能回一下家。结果当天大雨滂沱，我发着高烧，重复说着：我们说好的，我们说好的。爸爸没有食言，他向来把我当作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可以武力镇压的小孩，他真的带我回了家，然后半夜又冒着大雨把高烧的我送了回去。但是，我不仅没能让爸爸看到我成功，我成家，更加没能帮他回家。
小时候，看葛优演的一部电影，里面他的姐姐变成了植物人，他一直努力赚钱，让姐姐留在医院里接受救治。他说只要姐姐还在，家就还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小能记住这句台词，能记到现在，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对它持批判态度，认为葛优那样做，让姐姐活得如此没有质量和尊严，实在自私。
但是当这个选择对应到自己具体的家人，我真的无法放弃治疗。接爸爸回家，等同于亲手送他去死，他可能甚至都坚持不到被抬进家门。我是自私，在我的心里，他再怎么样，也不是一块躺在床上的肉，他是我的爸爸，我想他，我想看到他，我想摸到他，我想他能活着。
我渴望能像一直以来一样，每周上好闹表，周四先抢探视名额，再在周六的五点多爬起来，跨越整个北京城去看他。渴望能在规定的40分钟探视时间里，拉拉他的手。在他做梦的时候，告诉他我们都在，我们在呢，然后猜测他又做了个什么梦。
无论如何，父母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回家等死，那孩子又怎么忍得下这个心？我和妈妈甚至3年来都不敢出任何远门，为了不阳、不生病，拒绝了98%的见面邀约，也不再一起外出吃饭，就怕万一什么时候，他会需要我们。
感谢爸爸，虽然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他却一直坚持到了疫情放开，医院准许我们前去探视。3年未见，他拉着我们的手，睡得很甜，似乎还做了个好梦，时不时在梦里乐一乐、动一动。但当护士长进来说，探视时间到了的时候，他的眼睛刷的一下就睁开了，拉着妈妈的手哇哇大哭……
我们太懂事，我们怕让走不走，下周就会不让再来，我们离开他，像必须离家上班的父母，不是因为舍得，而是因为太不舍，太想他，太怕见不到他。护工说，开放后第3周我们来看他后，护工去拉他的手，他感到手不对，一下子撇开那手，生了一下午的气。他是知道的，知道我们来了。
时间进入2月，他的病危从一周一次变成几天一次、一天一次，我们每次都冲过去，然后夜不能寐，双眼生疼。
3月1日凌晨我又一次梦到了爸爸，梦到他就站在我的门口，想要拉我的手，我伸手去够，醒了，他走了。
然后，医院的电话就来了。
我们终于能带他回家了，他82年的人生变成了薄薄的一张纸。
我这几天总在想，不知道他会想要变成什么，他的笔名叫“寒青”，他病得早，我懂事晚，竟忘记了它是取自哪首诗，但我想他可能是希望变成一棵青松的。
我自己，倒是想他变成一只麻雀。城市里的麻雀全都不怕人，全都胖胖的，不用再戴氧气面罩，不用再鼻饲，麻雀比鸽子自由，我会在我的窗台上放上红枣、花生、核桃……甚至如果它能吃，我更想放上他爱吃的黄泥螺、烤麸、油焖笋，我想让他重新变得胖胖的。
爸爸，如果你还愿意，你就来吧，变成什么都可以，让我再把你喂得胖胖的。来吧，爸爸，你还愿意吗？来吃我的枣子、花生、核桃、黄泥螺、烤麸、油焖笋……
也许，爸爸真的回到我那未曾谋面的奶奶身边，做回了一个真正的小孩子。有一天，我也会去，去找爸爸，继续做他的孩子。
希望那时爸爸能够原谅我，记得我。
希望那时，真如惠特曼的诗中所说：
他自己的父母，那个生殖了他的父亲和在子宫里孕育并生产了他的母亲，
他们从自己身上给予这孩子的还不止于此，
他们后来还每天都给，他们成了他的一部分。
他们成了我，我能成为他们。
希望那时，祖国的临终关怀事业已得到蓬勃发展，希望男人和女人的晚年生活，都能更加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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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编辑：言叶
配图：严雪
版式：宥平
校对：王燕
终审：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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